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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时代价值及其所面对的问题
好书是值得反复地读、深入地读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开卷有益。
一、对话是理性的展开
笔者曾写过一篇与本书直接有关的短文（载觉群2000年第3期），在那篇文章中，虽没有以“读……之类”为题，但其内容确是由读后所感而来，且当时在写那篇文章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与本文相关联的许多想法，并有一种要表达出来的愿望，所以本文在形式上应该属于“再读”。而按通常的形式，这类文章首先得有诸如书名释义、主题分析或者是写作背景这一类的文字，然前篇阙如，故本篇补上。
据作者介绍，本书是应出版者的要求而作。处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出版活动虽是一种经济行为，但同时仍然是一种文化行为；而一本好书，一定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含量的。站在文化的立场，从书中所具有的内容和意义看，本书的策划出版，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出版者了解市场，对社会反映灵敏，这不但不会降低其产品的文化品位，反过来往往会增加它的社会价值，使其更具有时代的意义；能抓住时代的特点和热点，把握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才能赢得读者。从这个角度看，本书无疑是成功的。
本书的作者乃是父子俩，一个信奉佛教，是一位真正的佛教徒；一个是被称为“自由思想知识分子”的法国职业哲学家。乍一看，俩人分别可以作为两种文化东方文化（佛教）和西方文化的代表，但稍稍深入地分析，这只是表面现象，似是而非，流于简单化和形式化，依然是长期以来那种将人物作阵营（路线）划分的老套路。倘若，我们用这样的理路来从事文化研究工作，那显然是没有意义的。
当今社会是个对话的时代，对话的目的不是要谁说服谁，而在于沟通，互相砥砺，相摩相荡，增进对话双方的互相了解，以取得共同的发展。大道并行，求同存异；大千世界，文化多元。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促进世人心智的提高，提升生命的价值，共建世界文明，这是文化工作者的共同理想。本书对话者的双方，正是在这种开放、宽容的精神下进行互相交流的。而当我们不抱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坐下来阅读本书时，也应该用同样的心态来看待书中父子俩所出现的不同观点和分歧。如此才能做到开卷有益，由阅读而思考、而启发，激活思想，使心量进一步得到打开，观念在新的整合中得到提高，信念在理性的不断鞭挞和异类文化的冲撞下得到坚定、整固和扬升。
对话需要由一个个具体的总理所引出，才能深入、持续。本书的对话是以佛教的基本观念为中心，结合问者（让-弗朗索瓦）站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在对西方社会的考察中所提炼出来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而展开的。虽然对话双方所持的理路有其不同，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是形态上的差异，不是地域上的差别），但他们在寻找通往人类最高智慧的途径，谋求人类共同的理性准则，提示生命的本质意义上的努力是一致的。另外，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评价，也基本一致，即在肯定其正面价值的同时，指出其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忽视对生命本质意义的开掘和对终极价值的追求。正因为有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和思想基础，才使他们之间的对话能够不断深化，契入到“佛教形而上学、认识理论、宇宙观”等深层次的，“重大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的领域；使他们讨论的话题逐渐扩大，其范围几乎涉及所有“在人类生存的指导”上能起到影响和作用的方面
二、佛教的特性及时代价值
佛教的价值首先在于实践，人生的意义直接来自生活。马蒂厄由一名科学研究者而成为佛教徒，期间经历了一个对现实社会、现实人生和时代文化由迷惑到觉醒的过程。而促使他转变的，不是某些理论教条，不是那些科学研究。佛教的传统是将精神实践看作“佛教和所有内心改造的中心”（马蒂厄的师父康玉尔仁波语），至于“纯粹理论或书本的研究”，那些近代社会所推崇的“工具理性”，那些纯知识性的东西，反过来还可能会使生命“迷失方向”。
首先，在吉林，马蒂厄发现那些佛教修行者乃是“千年传统的忠诚而完备的代表者”。在他们身上，马蒂厄看到了真正的“圣者、完人、哲人”形像；而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深沉、力量、宁静”的气质，使马蒂厄体会到“一种活的、可达到的”生命境界，从而使他树立起对人生意义追求的信心和信念。
随后，马蒂厄在长期的宗教实践中，由“内在的实验证明”真切地体验到了佛教的生命智慧对人生的本质意义及“所具有的真实性”。由是，马蒂厄才真正认识到他在投身佛教的精神生活之前所从事的那些科学研究，尽管“是非常有趣的”，但未能解决他“生存的基本问题”，所以感到“再也不能将我的生命完全贡献给它”了。并推而广之，进一步反思西方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制度、法律等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以“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究竟是否真正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质量，赋予生命内在的意义了呢？马蒂厄认为，“通过对外部世界的物理行为以改造这个世界”，虽然在表面上确是取得了明显成功，但另一方面，其对存在的意义、精神的本质和生命的价值却依然是无益、甚至是迷失的。
作为一名佛教徒，马蒂厄认为，西方对佛教在“经历了许多世纪”的“‘无知之后”，“佛教与西方思想的那些主要潮流之间”已经到了应该进行“一场真正对话”的时候了。而通过对话和比较，马蒂厄指出，必须给予佛教“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应有的位置”。虽然，时代变了，社会变了，但马蒂厄坚信，人类“要过一种有质量的生存惟一方法”，要给予生命“一种内存意义的惟一方法”，依然必须像佛教那样注重精神的实践，走自内证的自我完善道路；对于西方人来说，“利用佛教的那些真理，将我们本身具有的完善的潜能变为现实”，使生命的本质意义凸现出来，实现人生的价值，乃是当务之急。
与马蒂厄一样，让-弗朗索瓦也认为当今西方社会存在对生命本质的迷失和价值偏离的现象。让-弗朗索瓦在分析这个原因时说，由于西方“过分相信了历史的进步，相信了革新的效能”，试图以一种“简单历史发展带来的集体主义的和政治的解决办法的极度信仰”，来包办“一切与人有关的问题”，但现实的“种种事件”，尤其是二十世纪“相当暗淡”的历史，否定了这种“对进步的自动性的信仰”。另一方面，从十七到十八世纪开始，西方哲学“通过它所参加的与在十七世纪刚刚诞生的近代科学的对话，越来越朝向纯认识”的方向发展，又因对“知识”、“科学”的过分推崇，甚至迷信，而放弃了“对智慧、对内心和平的追求”，忽视了自身的精神生活以致使生命得不到贞定、人生的意义得不到提升。
根据让-弗朗索瓦的分析，正是因为西方文化存在“这种欠缺”，整个社会“由于个人道德伦理和智慧的丧失（所）留下的空白”，才使“佛教进入西方”，受到世人的关注和重视。用他的话说，即“一种新的对精神智慧的欲求解释了西方近来对佛教的兴趣”。中国有句老话，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于一个有理想的人来说，谁都不愿意长期落在物质器用上讨生活，而使精神生活变得越来越单调、贫乏。毋庸赘言，让-弗朗索瓦完全是持肯定的态度来看待佛教进入西方的意义的，他曾引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尔诺德·汤因比的一句话，“二十世纪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也许就是佛教到达西方”来表达这个意思。当然，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理念，让-弗朗索瓦对佛教的接受程度及佛教今后在西方进一步发展所提的要求与马蒂厄是有所不同的。
三、对话的理性基础及佛教所面对的问题
从对话双方所持的理路中我们可以看出，马蒂厄主张以直观的、体悟的、经验性的方法追求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价值，乃至以此方法去认识、把握佛教思想。而让-弗朗索瓦则是用历史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方法，即所谓科学的方法论来进行思辨、探究佛教生命哲学的特质及其价值所在，并不断地考问佛教存在的理性基础。从价值理性的立场出发，让-弗朗索瓦对佛教的存在价值可以说没有丝毫怀疑，他认为佛教作为“一种智慧，一种以宽容为标志的哲学”，已经为西方所接受，其对西方社会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但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佛教要在西方获得“持久成功”，还需要有一个条件，即“必须要能与西方在科学认识、在政治思考和政治行为方面所作的近两千五百年的巨大投资并存”。为什么这样说？让-弗朗索瓦认为，当今的西方社会，人们已经“从信仰的文明过渡到了证明的文明”，由于前者是纯体验式的，对于非信仰者来说，就难以去了解，无法去接受；而后者注重逻辑的方法，是通过人类共同的理性准则建立起来的规范，具有普及、推广的方便。当然，科学与信仰并非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科学带来的进步和对自然规律的了解澄清”，对于我们的理性生活有非常明显的帮助。作为一种文化，公理原则是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佛教也不例外。在一个科学文化为主流的时代，纯经验性、体验式的示演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只有依靠理性原则，以公理法则为基础，能够用逻辑演绎的理论，才会使人接受。
另一方面，西方长期以来，在“社会改善和社会中各种关系的改善”上所下的“巨大投资”，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取得的成就及经验，对于促进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其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是显然的，无疑属于善上缘；而数百年来，有关“人类幸福只能通过社会的一场彻底改造方能实现”的思想已在人们的头脑里“扎下了根”。对生存意义的解决“不再是个人的问题”，“必须整体对待社会”，“个体的道德化和向幸福的过渡通过社会的总体的改造来实现”等思想即使不是全社会的共识，但至少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传统佛教在注重个体精神生活的实践中，在强调内心改造重要性的同时，对整个社会改造的意义似乎有所忽略，这也是不争之事实。所以，根据让-弗朗索瓦的分析，因目前佛教尚“没有完全满足”西方“在这个现象世界里”所存在的条件，故对于佛教在西方能否保持“持久的影响”未能遽下定论。
在本文开头时我们已经指出，对话不是简单地设立一个正方与反方，并以某一方在形式上的取胜为目的通常而言，这其实只是一种语言游戏或智力游戏，往往只是一种卖弄聪明的表演。就以本书中父子俩所进行的这一番深入而广泛的对话来说，以问者身份为主的让-弗朗索瓦，通过“理解、分析和比较”，虽然获得不少“意外发现”，即看到了“佛教的教导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但还是感到“我的交谈者”在介绍佛教时，依然存在不少“没有能够使我信服”的问题；而马蒂厄也没有奢望通过一系列对话就能使西方彻彻底底地折服于佛教的高深、伟大。然而，值得我们思考深究的是，在对话一开始，对佛教进入西方就抱着开放、甚至欢迎态度的让-弗朗索瓦，为什么最终对佛教还是有所保留呢？让-弗朗索瓦对佛教真理所存在的理论基础提出的那些质疑是否合理？佛教与现实社会之间究竟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此等等，不少问题无疑涉及到了佛教的形而上学部分和它的存在意义等重要方面。
我们认为，当今世界依然是一个科学当令的时代，科学文明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能够为现代社会大多数人所追捧，首先是它给人类所带来的极其显著的物质文明。对于现代物质文明的评判，可以见仁见智。就个人而言，他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拒绝科学文明。也许，个人在其远离现代文明生活的坚守、执著中，会使生命得到一种彻底的轻松、愉悦，甚至于超脱感，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科学文明对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这一点，让-弗朗索瓦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说：“那种将科学进步导致的物质利益与每个个体都能获得的崇高精神完善相对立的思想，在我看来是反动的。”
其次，科学强调的是公理原则，注重理论的普适性，这种存在形式也的确便于人们的理解、接受，有利于科学文明的推广和普及。毫无疑问，佛教的实践、演示不在理论，生命的究竟解脱惟有自证自悟。但如果佛教“将自己封闭在纯经验性的限制内”，仅仅只有自内证的一路，则其化导之功必然受到限制。体验性的东西毕竟缺乏说服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经验是实在的，但无法替代公理法则。（当然，这并不是说佛教没有“理说”系统，只是长期以来佛教人士自己在这方面认识片面，忽视了对佛教“说理”一面的发扬。）正因为如此，让-弗朗索瓦虽然承认马蒂厄所介绍的那些佛教中特有的现象并非虚构，但却仍然坚持说：“佛教智慧的理性背景在我看来依然是未被证实的和不可被证实的。”而马蒂厄似乎忽视理性的对话形式对双方的沟通所具有的意义，对对话的重要性也没有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这样说：“任何对话，无论它是多么的明朗，都不能取代个人……对事物的内在理解。”话虽然不错，但这正透露出佛教界长期以来对理性原则不够重视的消息。
另外，佛教一贯强调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一己的解脱并非究竟，一切利益众生的事业皆是佛业。海纳百川，对于人类一切进步事业的探究，佛教都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对于世间一切有益于人类身心健康发展的价值系统，佛教都应积极的接纳和吸收。法律、制度、秩序、规则、自由、公正等，毕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理想条件，这些西方长期以来进行不断实践和成功的经验，需要全人类共同去努力和发扬。对此，佛教更没有理由视而不见、不闻不问。
总而言之，不管站在什么立场，由本书的对话所引出的一系列问题，对于旨在促进人类进步的文化工作者来说，对于以慈悲利生为本怀的佛门人士来说，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本文限于篇幅，并不打算就这类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且我认为，有时候能看出问题并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还更有意义。但有必要强调的是，佛教与西方社会的接触、对话过程中，必然会有一番重新的整合；佛教要在西方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佛教要成为现代社会的一支重要的精神力量，也确是有必要进行一番重新的整合。我们认为，这就是佛教面对现实社会所遇到的主要问题，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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