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每年放生的最佳日子是几月
1、鲁迅在北京的读书生活：多看佛经史籍
2、在前进中鲁迅也还不免摸索着，步步为营地走着，从他接触的事物中寻求着。现在，我试从他的阅览书籍中找些思想的线索，也许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极初步的学习、工作方法，未必准确能够说明问题，姑且试试吧！
3、1912年，《鲁迅日记》开始的一年，5月间到了北京，就职于教育部。时部中工作尚未就绪，使鲁迅得闲阅览一些书籍，如《中国名画集》，作家文集，金石拓片，又“补绘《於越三不朽图》阙叶三枚”。有时又患头痛，也做关于《美术略论》的演讲，因这时蔡元培长教育部，鉴于新思潮起，人们破除迷信，乃提倡以美术代宗教。鲁迅在教育部社会司任职，盖奉命演讲。然而就此亦可窥见鲁迅平时浏览图书之广泛，才能胜任得了。
4、到了1913年，鲁迅还是在公余之暇，承隙读书。这年所看的书相当广泛，如诗话、杂著、画谱、杂集、丛书、尺牍、史书、汇刊、汉书补、墓志、碑帖等，大约是博览的性质。
5、从1914年的前四个月，多看些诗稿、作家文集、丛书、佛书、小学、辨正论、居士传、碑帖等，到下面的八个月就转向佛学，也就是迷住中国几千年，从皇帝以至人民都信奉的一种佛教。鲁迅从这里也来钻研一番它的究竟。他看的大约如《三教平心论》、《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华严经决疑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金刚般若经》、《金刚心经略疏》、《大乘起信论梁译》、《唐高僧传》、《阿育王经》等甚多。这些佛书，不但自己看，还与住在绍兴的周作人互相交流寄出书来看，又在十月为庆祝母亲六十岁而于南京刻经处刻成《百喻经》。
6、1915——1916年，阅览范围仍限于佛经，间杂以造象、画象、拓本、旁及金石文字、瓦当文的研究、墓志、壁画等亦所浏览。
7、1917年则在墓志、拓片中突露星火灿烂。即书目中呈现出《露国思潮及文学》，那已是对苏联十月革命影响到文学方面的关怀了。
8、从1918——1920年，碑帖、墓志、造象、拓片作更深一步的研究，这时他惊叹于汉画象、唐石刻的高超艺术，以为中国人的对碑帖等视为奇货、专利，自己印了几张，就把那印过的碑石敲坏，以独得完整自豪的自私心情，对文化负无穷罪愆。而这批破坏者仅做到“收藏”二字而已。他有一张碑帖，下首就盖以“端方”名字。（“端方”是清朝达官，并不精研艺术——作者）流落出来，到鲁迅手，鲁迅却与其他碑帖造象等同研究，拿来做书的封面，并屡屡说石刻中的许多艺术品不加利用，甚是可惜。
9、1924年，阅读方面视野较广阔些，看一些有关美术家的书，如《比亚兹莱传》、《师曾遗墨》，还涉及世界名人作品：如希腊天才的诸相、泰琦思《昆虫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品《露西亚见闻记》之类的书籍。
10、鲁迅时常对中国古书觉得不满足而想办法找别的途径，则唯有看外文书的一法。这里就有局限性，因自己曾留学日本，对日文能看能说能写，甚为方便，故阅外文书多从日本转译过来，有时译者偶有删略，则必对照原文才能了解，而日本文法，和欧洲文学的文法总是有所不同，因而总觉得不如能读原文的满意。好在他从学医方面亦学过德文，故亦有较深了解，《小约翰》就是和齐寿山先生一同用德文本翻译的。所以在日记里这两年的鲁迅思想，可以说从阅读、写作，以至活动，都与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有关。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思想，在这时已深深投入鲁迅的脑海，借日文书的阅读移植到这个新的园地，将又由这而滋长于革命文学的广大园地里了。
二、生日当天能放生吗为什么
1、北京广济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北京著名的"内八刹"之一。位于北京城内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25号。始建于金代，名西刘村寺。明天顺年间重建，成化二年赐名"弘慈广济寺"。
2、现存建筑保持明代格局，分三路，中路依次为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圆通殿和多宝殿(舍利阁)，西路有持梵律殿、戒台、净业堂和云水堂，东路有法器库、延寿堂等。寺内珍藏许多珍贵文物，如明代三世佛及十八罗汉造像，康熙时建的汉白玉戒台，乾隆年间的青铜宝鼎等。
3、现为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2006年5月25日，广济寺作为清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北京地区明清时期的石刻
5、此一时期北京地区的石刻种类最为齐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类别。内容题材大大丰富了，有许多新生事物于中有所体现。雕凿手法更加纯熟，格式固定。等级制度森严，体量也大小不一。此期不仅有大量的地上石刻与地下石刻，还有大量的建筑石刻、石雕及民俗石刻等。按照石刻学的理论，对中国传统石刻进行分类，大致应有11个类别，北京的石刻也包括了这些类别。明清时期石刻除画像石外，其他均有所体现。拟分述于下：
6、1刻石摩崖类。北京地区此类石刻，以明清时期的遗存居多。其中门头沟区色树坟石佛岭上石窟崖摩刻的明《石古崖修桥补路碑记》、崇化庄明《买地刻石》、木城涧路旁清刻《继序修补道路功德碑》、石景山区八大处明《石佛造像及题记》等为最典型。除此之外，有关民间宗教、帝王巡视、山水题材的摩崖石刻，大多集中在郊县名胜或城近帝王园林的山石上，其字体不形式各异，内容多样，如大觉寺、北海公园、颐和园等，它们是北京明清时期特殊的石刻遗存。
7、2碑碣类。统指刻字碑一类。如按所记内容及功能上去分，有墓碑、祠堂碑、寺庙碑、记事碑、功德碑的不同。如按造型特点分，又有方碑、四面碑、龟碑、卧碑、方尖碑、昆仑碑、嵌墙碑、异形碑等的不同。依此期碑类现状及叙述之方便起见，可分列于下：
8、北京陵墓碑遗存最多。如明清帝王陵寝所立之碑。悼亡纪念死者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建坟立碑。讲究者，碑上有螭首，下有龟趺、海墁，外罩碑楼。前书死者姓氏、简历、书撰、刻字、经理人姓名，后列出资人官阶、籍贯及捐钱数。阴阳额上亦有“万古流芳”、“捐资题名”等。碑框雕云龙图案，海墁刻鱼鳖虾蟹，碑侧及座侧浮雕升龙、海水江崖及麒麟、瑞兽等。墓碑也有墓主人名碑、功德碑、诰封碑、赐谥碑、敕谕碑、谕祭碑等。比较著名的如今存房山常乐寺的明《姚广孝神道碑》，通县燃灯塔旁的明《李卓吾先生之墓碑》，今存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的《明故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大国师张桑朵而只墓塔记》、清《巴尔达齐碑》，密云县存清《范承勋碑》，顺义赵全营清《武功大夫碑》等。另外，北京还有一批特殊人物的墓碑，即传教士碑。从明万历年间来华的天主教士利玛窦开始，许多传教士陆续在北京境内传布天主教义，沟通中西方文化，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有的供职于中国朝廷，死后即埋葬在京师的集体墓地。目前仍保存了上百通墓碑，主要集中在西城区滕公栅栏原传教士墓地和海淀区五塔寺石刻博物馆碑林中。其中知名者除利玛窦外，还有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张诚、白晋、蒋友仁等。这些碑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螭首或方首形，下为方座。额题处镌刻十字或教会标志。碑面阴阳则以汉文及拉丁文合壁书写。明清两代传教士墓碑众多，内容涉及面很广，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人物风俗的重要史料。
9、坛庙祠堂碑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产物，明清帝王除建宫殿外，也同样重视拜天祭神祀祖，这类建筑多雄伟壮观。如太庙、孔庙、国子监、历代帝王庙、雍和宫，天、地、日、月坛，风、雨、雷、霆、先蚕、先农坛等，素有五坛八庙之称。有些建筑虽已不存，但其碑刻仍有留存。如孔庙中的十几座高约八米的告成太学碑等，国子监中清《十三经》刻石、《恭勒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成贤街《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碑，雍和宫由乾隆皇帝撰文的《喇嘛说碑》等。祠堂也是封建时代祭祀性建筑，只不过其受用者及等级不同而已，有皇帝敕建，也有达官显贵、地主豪绅或乡民同建的公共性场所。如今东城区文天祥祠、智化寺(原明王振祠)，西城区汇通祠、贤良祠，石景山刚炳祠，房山区黑龙关(原为祈雨祠)，通州区曹氏宗祠等，其中都有相关的碑刻遗存。
10、寺观碑是有关记载宗教场所兴建、重修、四至、传承、戒条等的碑刻。北京的寺庙庵观众多，它们大多历史悠久，明清兴旺，今存的碑刻数不胜数，此不赘举。会馆碑是北京明清时期又一特色。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开科取士，北京也再度成为中央考场，全国举子进京赶考，落榜生在京暂住以待来年。因此，他们联络京官、旅京客商等合力集资购买荒地或官宦私宅改为文人试院。因过去城南地荒不发达，会试举子又出入宣武门，故会馆多集中在今宣武区一带。明嘉靖年间增加外城，使得原本是郊外的城南一带成为发展经济市场的良好环境。清初又在崇文门设税关，使得今崇文区一带云集了一大批工商外来户，此地便成为工商会馆的聚集地。据有关资料显示，北京地区举子会馆与工商会馆多达200余处，至修两广路前尚存上万间馆舍。其中有记事、行规、创修、馆产等的碑刻，如宣武区法源寺前街的《云南会馆重置碑》、下斜街的《全浙会馆重修碑》，崇文区河泊厂附近的《鲁班行会碑》、小江胡同的《创建晋冀会馆碑》等。总之，会馆碑是象北京这样大都市特有的产物，所以在北京的石刻分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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