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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会有好运吗有关为什么要“放生”，佛教经典梵网经四十八轻戒中的第二十条提到：
蛇应该放生到哪里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应作是念：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业，生生受生。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
这一段中的两个关键词，“慈心”和“方便救护”，让台湾的宗教团队在放生理念上产生了冲突。
微信放生群“慈心”方面，有的团体认为放生要出自本心，为求功德的功利性放生毫无意义，有的团队则认为，功利性放生也可以引导众生循序渐进，取得善果，好过不放生。
“方便救护”方面，有的团队只赞成“随缘放生”，强调个人行为；有的团队认为其他事可以随缘，唯独生死不能随缘，反而专门推广大型集体放生；也有团队走折中之道，只做小团队放生，反对大型集体放生。
其实吧，不论是“出自本心”还是“方便为之”，聚焦到一个点上，这些宗教团体面临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如何在推动放生的同时阻止放生成为一种产业。
要知道，据国际人道协会统计，全世界每年放生数十亿动物，台湾这个小岛就占了2亿，这已经足以形成一个不断重复“捕捉放生捕捉”的庞大产业链。
在这条产业链中，“放生者”、“猎人”、“繁殖者”以及“花鸟市场”形成了一个互利共生的稳定闭环，只有被放生的动物沦为无谓却又必要的消耗品。
有的鸟类甚至会因为“放生仪式过于漫长”这种滑稽的原因死在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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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聊聊有关“放生理念”的进步吧。
台湾弘光科技大学通识学院副教授陈家伦曾做过一篇专门研究放生问题的论文，题目是台湾佛教的放生与不放生：宗教信念、动物风险与生态风险的考量。其中提到，“媒体对放生议题的报导几乎都是负面的观点，偏重于放生的弊病。”
这很好理解，就像这篇文章，也必须把那些愚蠢到令人发笑的放生傻事放在前头，才能让你一路读到这里。
但在赚取目光的同时，陈家伦认为，“媒体也忽略了有些放生团队的种种改进和努力，这是放生活动并未因媒体报道和各界反对而销声匿迹的原因之一。”
如“台大晨曦社”，为了保证放生动物的生存，除了请教相关专家对鱼类族群提供相关知识，选择适当的放生物种、地点和季节，还发展出一套严谨的标准化放生方式与过程。例如制作活鱼袋、监测和控制袋中的水温、咸度、氧气浓度等，提供放生鱼类的生存环境。
如“福智佛教基金会”，为了避免因放生破坏生态环境，每两、三个月才举行一次活动，仅做小规模的蚯蚓（本土种）放生，放生地点设在信徒经营的有机农场，每次参与人数约二、三十人。
再如“灵鹫山”，作为台湾最著名的佛教团体之一，自从被指责“冗长的法会仪式造成放生动物大量死亡”之后，就改成了“先放生，后放放生录像”的制度。在这之后，他们甚至还从斯里兰卡学来了“从屠宰场购买健康母牛赠与农民耕种”的放生妙招。
这些进步自然都是极好的，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佛教脱口秀节目两个和尚锵锵锵中印能法师和延参法师的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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